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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03-21 17:23 来源:K8凯发餐饮有限公司 阅读次数:

      k8凯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访谈。我们大家都知道,艺术家的作品除了在给我们带来高雅的艺术境界和以及非常高的审美价值之外,也给我们带来了普通人社会进步的一些方面的诉求。我们今天就将和两位艺术家一起来谈一谈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这样一个话题。为您介绍在嘉宾,坐在我身边的是很多网友都非常熟悉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知名艺术家崔自默老师。欢迎您崔老师。另外一位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政府间非遗保护委员会资深专家、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全球副主席以及中国区的主席陈平女士。欢迎您。今天二位谈,我们谈的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切入点是先说说前一阵子崔老师的一次采风。您刚从哪儿回来?

      这样一条线路,从南到北。这一趟下来,您主要采风的重点,您所关注的是什么?

      这次是与五大洲的艺术家,进行民间采风,也是联合国教科文民间组织成立崔自默跨国工作室第一次进行的采风。

      如果说我们作为艺术家,自己画自己的画,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从文明角度看,一个艺术家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文化的责任,要有这样超前的意识和想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艺术家作为个体创作之外,应该更多的参与社会,更多的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民间艺术、民族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推向世界。

      其实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样推向世界、怎么样保护非遗,同样一个问题,刚才崔先生谈了他的看法。陈女士您在非遗方面是专家,您怎么看?

      首先这也是一种机缘。我们致力于全球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170多个国家都设立了分会,有4000多像崔自默这样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以及不同的文化领域的传承者。我们这30年来做了非常多的艺术节、论坛以及展览会和文化交流工作之后,在今年3月27号成立了第一个世界杰出贡献文化贡献奖这样一个奖项,崔先生非常荣幸的获得了第一个这个奖,也是全球获得的第一位,是中国的艺术家,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在他获奖之后,我和崔先生做了很多沟通,我们就在想,作为一个艺术家,所谓的大师,大师应该怎么样利用自身的社会知名度来带动更多的人,甚至带动全社会、青少年投入到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来,让更多人认识到在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精髓,就像人类的根一样,如果一个民族连根都被忘记了,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就会缺乏营养,甚至会死掉。基于这样一种共识,我们也了解到崔先生在业界专业的知名度和社会公益价值,以后他之前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所以我们就决定建立这样一个跨国艺术家工作室,以中国艺术家为主的工作室。我和崔大师讲,21世纪是世界经济看中国的一个时代,同时中国的文化应该也引领全球的文化。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我觉得当之无愧应该站在这样一个世界的高度,让更多的艺术家介入到这件事上来。所以我们就邀请了五大洲,美国、中东、北非,以及欧洲的艺术家。五大洲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我们想以什么为切入点?我们就想到了去西部考察。首先崔老师创造了一种新的纸,在贵州单摘那个地方是一个造纸的地方,崔先生又发明的他的默纸。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找到一个石桥小学,我们想利用五大洲的艺术家深入到贫困山区的小学校里,给孩子们带去了作品,崔老师还是带去了现金捐赠,我带了我的书,其他艺术家带了不同的书籍,给孩子一个机会让大师走进孩子,让孩子通过大师看世界。让孩子是一个苗族的青少年,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青少年而感到骄傲,他们不是被世界忽略了,而是被大师关注的。通过这样一个具体的活动,通过艺术家图书馆的建立,我们想启动,等于引发了我们这个工作室未来调研的一个主题,就是大师应该关注民生,大师应该关注民间文化,大师应该走进生活。我们看到了默纸,几个艺术家也很振兴,因为在贵州单寨那样一个地方,我们老祖先在那里发明了造纸,而纸的那种感觉非常好。但是会造纸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所以崔老师怎么能够,我还没有跟他聊,他怎么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研制出他的默纸来。

      默纸是在传统手工造纸基础上的改造。我觉得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保护,更应该推广和发展它。于是我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原来的造纸固然好,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国际的视野,到国外去,你能不能判断出这张纸产自于中国贵州单寨石桥。虽然我们也可以搁花瓣、也可以搁草叶,那国外也行。所以我就想到了让它符号性很强,我就把我的绘画,现代水磨的绘画撕成碎片,拿一个碎片放到纸浆里面,这样出来就是一个作品,既是一张纸又不是一张纸,既是一幅画又不是一幅画,这就是一个创造。它来警告我们不要过度的开发,不要糟蹋森林。6月5号那天,我们在单寨石桥与国际大师们一起来体会中国造纸的过程,手工造纸的精华,正好是世界环境日。默纸,我提出不印刷、不书写,它就来保护我们共同的资源,是一种节约型的文明。因为我们的科技文明在发达,这种文明是以耗费地球资源为代价的,我提出这个理念就是针对地球整体文明的一个走向。

      其实您刚刚也从纸这样一个角度谈到了真正的艺术家到底对社会、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有什么样的责任感,能为我们的后代子孙能留下什么样的地球,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都在想的,但是在做的时候,就有很多顾虑,或者说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刚才我们讲到了,您二位,包括其他艺术家带着非常好的礼品走到了一个小的小学,对于那个小学的小朋友们,他们真正感受到了艺术大师对他们的关怀,和他们的交流。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一种责任感、这样一种爱传播的范围变得更广,不单单那一所小学,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让更多的人们体会到这种爱,体会到这种艺术家对社会的感知和责任。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想法,就是在这些孩子里面,我们都看到了最小的小孩才5岁,最大的十三四岁。LV在全球有100多个艺术节,我们想在这里挑8到10个小朋友,会唱苗族传统音乐的,或者会演奏乐器的,或者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们有这个渴望,我们把他们带到世界艺术节上,让他们展示民族的绣品、语言和歌声,让全世界都来关注什么叫文化的多元性,什么叫文化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在保护方面还是做很多工作的。所以我们当时除了对小朋友的关注之外,还决定出版一套书,这个书就是跨国艺术家眼中的中国西部,我们有诗人,有画家,有摄影家,还有散文家,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中国的西部,真正做到通过作品进行一种交流,来看待不同的文化,艺术家是不需要语言的,这样就做到了一种跨国的交流方式。

      对于孩子,除了让他们有机会找到这样一种自尊、自信和尊严以外,实际上让更多的小朋友有一种意识,就是只要我努力我也行。崔老师在那儿也讲了,实际上他也是从一个普通的人家成长起来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一名艺术家,就是让自己现实的亲身体会让人们感知,只要我能行,你们也能行。实际上就像明星一样,明星为什么会关注公益,因为大家都认识他,所以他行,我们是不是也行啊?艺术界也是这样的,非遗保护也是这样的,非遗保护并不是只有政府部门、非遗专家和学者来保护的,它是全社会的,是一种传承的体系常态。那大家觉得大师可以,那我们也可以,大师出去都穿民族的服装,我们也是这样,我今天也穿了,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大家,传统的东西只要你发掘了,让它跟上时代的元素和步伐,它是可以被时代接受的,它可以变成一种摩登、时尚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民族就是世界的,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和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非遗保护,如何让它在世界范围内被承认、被欣赏,进而春风化雨式的来接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而使我们的和谐的文化思想对全球的和平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作用。那如何把民族、民间的变成世界的,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传播,更直接的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很多人去努力,众擎易举。春风化雨、喜闻乐见最好的形式还是艺术,而我们的民间艺术,而且那么多民族优秀的歌舞、银饰也好、服装也好,这些东西从大文化角度来说,我们注意到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我觉得如果从细节上考虑来说,我们来欣赏、来享受民间艺术的同时,我们的文化思想就已经循序渐进的、水到渠成的已经有了影响。

      其实我们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艺术就是艺术,公益,两者如果直观的来看没有太好的交集,但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包括演艺界的名人都热衷于公益事业,有它一定的必然性,也有它一定的个别性,因为有很多人不是热衷于公益,我是艺术家,我就做好我的功课,我在这里面能够受到业界的认可和受众的认可,实现我自己的价值和诉求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来做公益?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从什么时间开始真正热衷于公益了?

      中国儒家讲“穷自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早几年就提出新国学、新文化、新生活,我也努力的想依靠自己的跨学科的背景来创造性的阐释一些传统性的文化。到珠海爱心会和文化产业促进会,给他们演讲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些升华,我正式提出公益是新国学,爱心是新文化,慈善是新生活。我们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虽然是博大精深,你学的很好,但是对于群体,对整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文明如果没有更多好处的话,我觉得谈不上新,谈不上新的话,那就是旧,就是旧学,那就不要沉迷于旧学里,因为它没有用处。爱心是新文化,儒家心学讲,新文化应该是一种爱心。而我们的慈善为什么是新生活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固然非常好。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慈善的行为,仅仅是为你自己,没有一个为大家考虑,没有慈善行为的话,我觉得还是一种旧的封建的生活模式,不可以称为新生活。

      如果把非遗作为慈善工作来作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所谓的遗产应该是这个民族、这个人类都应该来呵护和传承的一种形态,比如说非遗保护变成了政府或者几个专家学者要做的一件事情的话,全社会都不关心它,或者说全社会都不了解它的话,它还是不会传承下去的,因为传承要有载体,谁来传承?老百姓,整个社会民众才是一个载体。为什么春节流传下来?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有民众性,家家户户都吃,人人都做,这样才流传下来。一些民间工艺就那么几个人会做,大家不了解,慢慢就失传了,所以就不存在公众性,不存在传播性。所以我认为非遗保护和传统文化不应该成为公益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成为国家的一个事业。很简单,比如欧洲,每个小朋友出生,一两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做复活节,小孩一两岁就会做彩蛋,等待兔子的到来,因为兔子繁殖生命很强,带来新的生命,就像耶稣复活一样。这种习俗就变成了言传身教,言传身教变成了普及,变成每个小孩一出生就要做的事,这种文化就不会锻炼,就用不着公益,用不着一些名人好找它。所以我们做跨国艺术家工作室也好,做公益保护一样,实际上告诉大家,这不应该是公益保护,或者是慈善的范畴,应该是大家自觉的,社会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发展体系的常态,这就对了。

      其实崔老师所聊的公益可能是大范围的,是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公益的事业,我给小朋友捐点书、捐点衣服,这是一种公益。

      主要还是为了让小朋友从民族文化吸取营养,让孩子们长大,对自己的母文化感到骄傲。

      崔老师说的就是我们脱离了广泛认为的公益,我家里有一些闲置图书很好,如果哪有希望图书馆我们把书捐出去,会帮助一些小朋友,没有一定的指向性。在您来讲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文化和文化的内涵有指向性的传输给小朋友,让他们有方向。

      是。我们是民间艺术国际组织,向来我们的文化传承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大文化,大文化是通过政府、通过正史。还有小文化,小文化就是通过家族、家学和个体传承。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因为民间艺术有丰厚的土壤,我们那些礼仪的东西,正规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如果失去了,从哪里寻找呢?就是民间。民间因为是直接的传承,它已经把文化的、艺术的基因灌输到生活的习惯和习性当中,一旦成为一种习惯之后,大众就会享受它,就会直接有效的传承。如果我们把艺术的东西灌输给小朋友,让他们能够很愉快的来接受的话,不仅仅是对他们成长的未来,对他们的生活,对我们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起到长远的、最可靠的传承依据。

      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件事,我们在成都时遇到了川戏变脸大师彭登怀,他有一个残疾人艺术团,就是教这些残疾孩子变脸。跨国艺术家和这些孩子们,他的腿在汶川地震时变成了残疾,有些人是聋哑。他们见到了这些大师以后,孩子们特别激动、特别开心,我们就用哑语跟他们说话,我们最后也是希望通过民间国际组织这样一个国际资源和平台,建立这样一个残疾儿童的民间艺术的表演艺术团,就是在今后让这些残疾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自己民族艺术的传承,找到自己的自我,找到尊严,让他们有机会看看世界,我们也希望这个艺术团到我们不同国家的艺术节上去展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就是对慈善、对残疾儿童的一种关怀,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不仅把我们的非遗以非常好的形式传承下来,而且帮助了很多人,让这些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找到了自信。不单单是用通常的方式,比如说给他安置一个工作或者安置一个家找到自信,而是让他在艺术中体会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

      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芭蕾舞演员,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钢琴家或者英语都考过六级,每个人都学西洋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学学书法、剪纸,耳熟能详的一些民间故事。现在这些孩子由于社会的大环境,现在孩子对这些东西都不太了解了,总有一天当中国人说起一个粽子时,小朋友只知道西方的蛋糕。那中华民族变成什么样了?所以保护不是几个人的事情,保护就是从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形态,让小朋友感到作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和外国人谈起来我们的象形文字时,跟大家解释起来的时候,你心中有很多底蕴,中华的文化是这样的,当然你会说英语只是你掌握了一门和世界沟通的语言,就是更加容易和世界沟通,但是我们考虑的是,用世界了解的、熟悉的一种方式和语言来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像这些大师们,他们当时看了有的都哭了。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看,通过这种行走,这种触摸,他能感到中华文化的,就是孩子们在这种情况下自强不息,包括单寨的孩子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孩子们穿着民族服装来上学,这也是对他们一种震撼。包括咱们在贵阳看了一台演出,大家感觉也非常好,就是多民族的舞台,在一个小时之内看到了,光贵州这个地方就有38个少数民族,有17个主要的少数民族,这么丰富的地貌,这么丰富的服装,这么丰富的语言。这就是用外国人理解的形式直观的推向国外。我们这本书马上出版了,我们会送到各国大使手中,其实这是一种传承和推广。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长城在那儿摆着,我们都知道保护它,你别在故宫墙上刻字,某某到这儿一旅。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怎么保护下来、传承下来,让它不变味,让它有中国传统的味道,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每一个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需要有这样的努力和意识,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来。

      加上媒体,媒体是最重要的。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意应该是无形文化遗产,因为相对是有形的。无形文化遗产就是口传心授的,比如节日、宗教、演出,包括技能,这些都是大家不知道当时怎么做的,但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所以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其实我们好多习俗,我们见面要温良恭谦让,这都是习俗,实际上是通过一代又一代。

      实际上是一种习惯和记忆。一个优秀的传统是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这个记忆其实就是生活习惯,其实很多大文化的东西已经深入到其中。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个记忆。

      世界记忆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口头传承的濒危名录。教科文还有一个项目叫世界记忆,这个世界记忆就是承载人类长河当中发生的一些大的事件的典籍,比较著名的代表作就是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实际上就是把过去一些记忆的东西通过文本,文本是看得见的,但是当时的技术是看不见得,所以它是一种世界的记忆。

      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好的民族记忆的东西可以列入世界记忆这个名录里面,就是说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录,包括国家的也好,世界的也好,已经家喻户晓了,国家也很重视。记忆这个名录也应该慢慢让大家知道,而这个记忆是孩子的记忆,孩子会长大,他们会记忆整个我们行走的过程、社会的风俗。我们的一些恶习,比如到此一游等等,这是旅游的恶习。还有排队插队,比如我们在火车站,让外国人体会一下我们的动车,但是一个挨着一个,像难民一样。我希望我们优秀的文化和美的东西这种记忆能够传给孩子们,让他们在个体幸福的生活当中很积极的来传承我们民族民间的文化。

      所以艺术家和大师就是以身作则。崔老师都是良恭谦让,最后都被挤,但是他说我们要坚持。所以他出口成章,经常说一些古诗词,不要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如果能有十分之一的孩子能够出口成章,都是满腹经纶,这样的孩子到世界上去是什么样的概念和感觉。而不是每个小孩以会说几句英文为骄傲,当然语言是一种交流生段,实际上还是应该唤起青少年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感。你怎么骄傲呢?如果这种根都没有了,这种传统文化,让他从传统文化中看不到好的东西,他不会骄傲,你只有给他好的骄傲氛围,这样他才能骄傲。比如说我们穿苗族服装上大街,挤公共汽车,你连自行车都没法骑。这个就有一个现实和传承的问题,所以它的常态也和生活是矛盾的。所以如何传承,能不能把手工艺的东西和传统经验的东西做成适合于现代人,让现代化接受的方式,这也是民族创意产业的改革,也是值得大家推广的一个行业。

      最后我们说回到艺术的领域。崔老师,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就是缺大师,钱学森之类,缺大师,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我在我的《心鉴》这本书上谈到这个问题,那一个小单元叫大师的标准。《心鉴》就是一个新的心态的鉴定标准,而不是耳鉴,不是说别人怎么说,你怎么听,你怎么听就来怎么鉴定,这是耳鉴,你应该有心鉴,心鉴应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他们说这个时代也没有思想家,我说一个不需要思想的时代是不需要思想家的,一个不需要大师的时代是不需要出大师。那我们就反问,这个时代需要大师吗?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你就会看不到,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可能就在你近处就有非常厉害的大师,只是你认识不到。我提到认识之后,又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师的认定。怎么认定他?喜玛拉雅山就那么高,不需要你认定,当然也是经过测量之后的。你说香山去的人很多,香山的知名度很高,由于去的人多,香山就一定比喜马拉雅山高吗?不是。所以广度、知名度、大师的大是不是因为去的人多少而定呢?我们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评论,因为价值标准不一样,所以就提出大师的标准。大师的标准是以宽广的视野、深邃的思维、崇高的境界,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科学化问题,如果没有科学标准就没有办法讨论。

      我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计算体积的方法,长乘宽乘高,是不是大师可以通过科学来衡量出来的。这个时代还是需要大师,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战略也好,等等也好,如果没有一个品牌意识,没有一个优秀人才意识来笼罩的话,来以点带面、以点穿线来连面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很多机会。比如一些小国家,包括其他西方的东西,他们会推出,通过国家的力量也好,通过经济市场也好,会推出很多大师,这种大师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和经济市场的成功,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可能就会间接来实现国家文化战略,他的文化就可能慢慢让你接受,就是所谓的文化侵略也好,等等也好。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需要大师,还是有大师的。在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通过文化调整怎么来认定,怎么来利用好,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市场的繁荣和文化繁荣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作为国际舞台上需要我们有一席之地,我们的文化慢慢在发达,影响,进而对大家都有益处的一个问题。

      我想补充一下大师的说法,我觉得时代绝对需要大师的,任何一个国家在不同领域里都有大师。但是大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比如梅兰芳大师是京剧界的表演大师,但是梅兰芳先生,当时日本人让他唱京剧,他不唱,他就留胡须,为什么?他有志,他对当时社会是有影响力的,他不唱,所以很多人看着梅大师都不唱,我也不唱,这才是大师。今天也有些人在他的业界领域里是大师,但是这个大师有没有起到社会的作用?是不是真正的大师?我认为大师是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有一种社会公认的认知度,这才是大师,否则你只是行业领域的专家、大家,不能称为大师。

      我还说过一句话,大师不是桂冠,而是责任,如果你觉得是桂冠,你就会由于有各种考虑,别人称你大师,你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自己觉得不够,或者说大师是一种讽刺,你就扔掉大师的帽子。当时我写过大师帽子你不要我要,这就是儒家写的敢为天下先,你们都扔掉的时候,我拿起来,我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就像在战场上我不行,你们先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一个明星和一个艺术家,这两个人的境界和社会层次是不一样的,明星是什么?公众人物。明星是由于别人对你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角色,你可以做你自己,也可以做别人需要的你。而艺术家不一样,艺术家本身要对社会有一种很大的责任感,他是能够包容一些,现在艺术界也真的缺乏大师,很少有人站出来在一些社会大的事件和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一个大师站出来说号召所有艺术界的演艺人员也好,歌唱人员也好,画家也好,我们现在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艺术家不是让他做领袖,而是他要具有一种公众对他的认知度,他的行为能够影响到社会,跟明星还不一样,明星可能戴一块表别人都去买,明星买个衣服别人都去穿,但是大师不一样,大师是一种思想的影响。

      这就涉及到一个标准,在客观上我们需要这样的大师,在社会发展也好,文明也好,也需要在关键时刻需要他站出来说东西,但是他说的东西科学不科学,客观不客观,全面不全面,这个时候就需要他能不能称得上大师,他的观点能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如果是他的一己之见,也许在他有了影响之后,他的一己之见也许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标准应该是很深的。所以我提出艺术研究应该科学化,否则一个人一个标准。我们谈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其实还是一个标准问题,以谁的标准为科学,否则的话一人一个说法,有可能会一将无谋累千军,会误导一些事情。

      不仅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要有很好的艺术水准,另外一条,应该心鉴,从心开始,我们要用心去感受他的良心、德行到底够不够得上的一个领袖、一个旗手、一个在海岸上看到的灯塔地位。

      现在很多艺术家缺乏自信,我老想举梅兰芳大师的例子,梅兰芳当年到美国、到海外巡游的时候,真是万人巷空,他用自己的国粹京戏征服那么多大师,包括好莱坞的卓别林都拜在他的脚下,他的人格魅力,不光是在你舞台上的扮相里,他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就是大师的行为。

      我们现在为什么讲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要形成一定的规模,我提出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梅兰芳先生有自己的良知,有自己的艺术,但是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良知不仅仅是个良心的问题,所谓的良知就是大善知识,就是你这个知识是非常高级的,我有自信,这个自信如果出于无知就很麻烦。梅兰芳这个文化产业为什么厉害?就是他有自己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涉及到各个环节,有专门给他写本子的,也专门负责宣传的,专门负责演出的,专门负责跟人打交道的营运团队等等。我们今天讲文化产业,讲到大师的塑造也好,谈到国家文化战略也好,我们就希望能不能有一个整体意识,这种整体意识又不是说别人都给你安排,那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凭什么?我觉得社会还是要自然竞争。

      有一个环境,要有一个创造大师的环境,让他专心致志的去做艺术方面的创作。

      其实是个自然竞争,真正的大师不是在温室里把各种条件给你准备好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自然当中,非常粗壮的大树长在悬崖上,悬崖上没有人给它浇水,没有人给它施肥,伺候它的都是风和雨,但是它长得最大。像我们有些单位条件非常好,非常好以后可能形成懒惰,土壤很丰沃,但是根系不发达,经不起社会的检验,经不起时代的竞争,更难以靠这种强大的原始生命力来走向世界。

      所以还是整体的大环境,就是民族的大师是需要土壤的,所以只有靠整个民族对他的支持,他才能够更好的回馈。所以还是传统文化的包装和传统文化的信心。

      信心。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成立跨国艺术工作室,我的底气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我们的力量其实还是这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一种大义。

      我在国际机构里工作也有这样的同感,就是当你的国家强大的时候,当你的人民支持你的时候,你会在这个岗位上也好,在这个职位上也好,为你的民族骄傲,否则你只能是觉得好象很谦卑。中国人在21世纪真的应该好好的整理和梳理一下我们的民族大文化,真正让中国的文化在全球占领一席之地,我们说话,看东方,东方看谁?看中国,我真的是很希望这样。所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实际上是给中国民族文化复兴提供了非常好的前提,政府非常支持。现在就是我们的人民,就是民众的意识,你要作为中国人骄傲,你怎么骄傲?什么都看不着了,走在街上到处是麦当劳、到处是星巴克,听的、用的、穿的全是海外的东西,喝茶没有茶道,甚至咱们创造了丝绸,丝绸最好的是爱马仕,中国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华贵的东西,都没有了。而且孩子们不觉得自信,每个人都是向往着西方社会,这样一种氛围的话,民族的文化怎么走下去?

      实际上是一盘棋,因为没有任何人阻止我们的企业做成世界最大的,还是你自己,可能我们的知足意识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内斗内耗也好,它是一个综合因素。还有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开启民众的智慧,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无论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有一句话,你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是什么样子是你自己创造的,没有任何人来阻止你,所以变成强大的自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我们从最开始,从这次采风一直说到很多社会责任的话题,说到大师、艺术家的话题。崔老师最后一句话:自信,源自自信。崔老师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个大师的自信,看到了一个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传承的自信,看到了中国的大师能够在世界之林屹立的自信。这种自信我觉得我们每个国人都应该拥有,但是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自信,应该在有一定底蕴和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能把这种自信转化为社会责任,让它促进我们的国家更好地良性运转,促进我们的国民在意识上、在启智上能够更进一步。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