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1965年7月21日，在致陈毅的信中，对诗歌的形象思维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一诗论在中国诗歌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我们读诗词，也可从中回味到形象思维的运用。

　　“形象思维”，本是诗歌和文艺创作中的基本特征。在信中，特意讲到“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与散文创作中的异同，强调了比、兴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独特性。形象思维是以直观形象和表象为支柱的思维过程。作家塑造一个人物，诗人创作一首诗，画家绘制一幅画，都要先构思出人物或场景的画面。这种以人和景的形象为素材的构思过程就是形象思维。呈现在诗歌中的形象思维，其独特性在于“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综观诗词中的景物描写，大量运用“比”的手法。《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描写了红军长征途中征战娄山关的紧张激烈场景。大战后，登上娄山关，吟出著名诗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日后，曾对这首词手书一个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这让人在诵读中，领悟到伟人当时的心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回想起发生的惨烈战斗，让人泪目；而倒下的红军战士，却又仿佛化作苍松翠柏，日夜守护着巍峨群山。

　　的《十六字令三首》其二中的“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这句词则用明喻和暗喻结合的手法，看似写群山之磅礴，实则是写红军将士在崇山峻岭间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倒海翻江”本为形容水势之浩大，早见于宋代陆游《夜宿阳山矶》诗：“五更颠风吹急雨，倒海翻江洗残暑。”“巨澜”本意为大浪。这里所说的“巨澜”和之后出现的“万马”奔腾，均喻群山起伏之状。“战犹酣”意指久战未歇，且正处于激烈势头。将峰峦起伏喻作倒海翻江的波涛，赋予静态的山峦以动感。随后，又将群山喻作奔腾的马群，一个“急”字，不仅将群山写活，更写出群山威武雄壮的气势。“巨澜”与“万马”两个连用的比喻，明喻是在写山，暗喻是在写人——长征途中，红军的钢铁洪流，在万水千山中，像翻滚的巨浪，像奔驰的骏马，不可阻挡，一往无前。

　　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以“骄杨”明喻杨开慧，以“柳”明喻柳直荀，寄托了他对妻子杨开慧烈士和好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长夜难明赤县天”，诗人以“长夜”暗喻黑暗的旧中国，劳苦人民大众生活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

　　此外，诗词中的借喻手法也独具魅力。《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在看了女民兵飒爽英姿的照片后，即兴题写的一首诗。诗的前两句：“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用人物和景物描写做铺垫，展示新中国女民兵的形象。之后，笔锋一转，用“红装”一词来借喻华丽的服饰，用“武装”一词来借喻新中国青年妇女能文能武的形象。诗作意在鼓励新中国的女青年学做花木兰，并点出“中华儿女多奇志”的主题。

　　品读诗词，能感悟到诗人擅长以“兴”的笔法增强诗句形象性和感染力。所谓“兴”是指诗句借助形象引起联想，起到“托事于物”的效果。“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宋代学者朱熹曾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原本是指《诗经》表现手法中的“兴”，意味着创作中先说另一事物，再引起所要吟咏的事物。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这是《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诗句。开篇，诗人就以白云山景入诗，描摹出白云山顶的云朵像人一样，似要站立起来。诗句借景言情，以此引彼，为典型的“融于景”的起兴笔法。“云欲立”三字，用的是拟人化的笔法，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衬托出红军将士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同仇敌忾。此处“起兴”的运用，营造出昂扬气氛和雄伟气势，方有了“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般气吞山河的诗句。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出自的《清平乐·六盘山》，是典型的“托于物”的起兴笔法。“南飞雁”，是秋日常见的景物，看似寻常，但加上“望断”二字，便不寻常了。先言“南飞雁”，再引出“不到长城非好汉”，能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内心的豪迈和无限深情。这首词是1935年秋，率领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读者如果回顾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千难万险，就愈发能体会到挥毫写下“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时的激越豪情了。站在六盘山之巅，仰望蓝天，直至南飞雁从天际消逝……大雁寄托相思，“望断”之情，是领袖和红军官兵对革命根据地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和浓郁深情。这种“托于物”笔法，虽写的是大雁，却物中寓情，使得诗词意境愈发高远。

　　“兴”寄深远、“兴”味无穷的诗句不胜枚举，这也正是伟人诗词意韵横生、诗趣盎然之所在。比如，《卜算子·咏梅》中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托于物而言情，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梅花俊美而坚韧的品格，寄托了中国人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复杂国际形势下，英勇无畏，藐视各种困难的大无畏情怀；《菩萨蛮·黄鹤楼》中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融于景而抒怀，以登临黄鹤楼极目所见，给景物染上浓郁的情感色彩。当年《诗刊》创刊号刊发这首词时，在自注中写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全词无一处写实，却意境含蓄高远，语言深沉有力，引发读者联想，回味无穷。

　　诗词中形象思维的运用，使得诗作意象雄浑壮丽，意境高远辽阔。诗词除了善用比、兴手法外，其中赋的用法也很具特色。赋的笔法，同样需要以形象思维来捕捉富有诗歌特征的典型语言。

　　《沁园春·长沙》一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几乎都是在“敷陈其事”地描写秋天景色。这种写法是通过形象思维来描摹灵动的典型场景，展现一幅壮美的湘江秋色图。综观此词，写景、叙事、抒情浑然一体，书秋而不哀婉，追忆而不惆怅，呈现出大气磅礴、奔腾豪迈的气势。

　　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同样是“敷陈其事”，以多角度“直言之也”。诗作使用“长沙水”“武昌鱼”“万里长江”3个与水有关的词，描绘畅游长江的情景，融景于情。上阕写横渡长江、搏击风浪的豪情；下阕写大河奔流、日新月异的畅想。

　　西晋学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写道：“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这一论述，对赋、比、兴三者的功能给出简明扼要的阐释。诗词创作中注重赋、比、兴三种手法的交叉使用。《水调歌头·游泳》就是综合运用赋、比、兴手法的经典之作。开篇以赋的笔法引出“万里长江横渡”，又将风浪中的中流击水比喻为庭院里悠闲散步，再借“风樯动，龟蛇静”之景，起兴引出“一桥飞架南北”的壮观景象。在这首诗词中，诗人以夸张、比喻、拟人的手法，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地描摹出新中国飞跃发展的万千气象。